打工子女无人看管 4年352名儿童失踪
编号:80 阅读37717次 2005/5/31 来源:北京青年报
云南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屡次发生儿童被拐卖的现象，被拐儿童数量4年达到200名。昆明市公安局在三个月时间里，共派出警力1000多人次，足迹遍布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行程5万多公里，摧毁了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4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63名失踪儿童，这些孩子大多都是在昆明打工的农民工子女。
新解救28名儿童亲生父母情况尚无法查实
为了保持高压态势，今年7月20日，云南警方再次成立打拐行动组，展开跨省解救被拐儿童专项行动。这次被解救的28名儿童全部是从昆明市被拐卖到广东汕头市的，绝大多数是男孩，共有26人，女孩只有两人，其中最大的6岁，最小的1岁1个月，是从汕头潮阳、潮南、普宁带回来的。由于孩子在拐卖的过程中往往都被多次转手，大部分孩子在汕头已经待了一年多时间，因此这些孩子的出生地、年龄，以及亲生父母的情况现在都还无法查实。
28名被解救的儿童由云南警方负责移送到昆明市儿童福利院进行寄养，并由公安机关组织进行体检和验血。这些孩子的DNA血样，将与公安机关走失儿童父母DNA数据库中的样本进行配型，一旦确认登记夫妇双方DNA和孩子的样本能互相匹配，孩子就将被他们的父母认领回家。
一年组织拐卖30多名1-6岁儿童每个月拐卖4到5名
为了从广东找回这28个孩子，云南警方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辗转昆明、昭通和省外的南宁、广州、汕头等地，前后行程数万公里解救孩子。在这次行动中，警方还破获了一个特大跨省拐卖儿童的团伙。
今年5月，云南警方从陆续抓获的3名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口中得到一条相同的口供：他们从昆明诱拐到小孩之后，都是与广东汕头市贵屿镇的一个名叫李碧芳的女人联系，进行儿童买卖交易。李碧芳今年6月在汕头被云南警方抓获，办案人员敏感地意识到在李碧芳的背后，很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40多名专门负责联系买家的人贩子的下线。
在公安人员的监控下，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刘美奚约自己的一条下线曾庆龙在镇里见面。然而曾庆龙却迟迟没有在约定的地点露面，打电话不停地变换地点，最后变换到刘美奚家的住处。行动小组决定，只派一名会说当地话的民警随刘美奚进家，而其他几路警员全都留在村外的路口上埋伏。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进村的那位民警传来消息，曾庆龙仍然没有到刘美奚家去，只有曾的一名同乡进村来探听风声，已经被警方控制，干警让曾庆龙的同乡通知他到村里来见面。十几分钟之后曾庆龙在村外被干警抓获，通过对他的审讯，解救了两名儿童。
经公安部门查实，41岁的李碧芳从2003年到2004年一年中，由云南昆明至广东汕头组织拐卖了30多名1-6岁的儿童。李碧芳交待，从昆明带来的孩子像商品一样，送到李碧芳手里是7000元，而李碧芳再将他们卖出去，就可以达到1.3万元至2万元。成倍的利益使贩卖儿童链条里的上下线层层纠葛在一起。人贩子最疯狂的时候是2003年7、8月以后，每个月从昆明拐卖4到5名儿童。
被拐卖孩子都来自“城中村”打工人员子女成为目标
这些被拐卖的孩子，几乎都来自昆明的一个特殊区域———“城中村”，就是由于城市化速度加快，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聚集在一个区域，形成的都市里的村庄。在云南昆明，也有一些这样的“城中村”，这些孩子就是从这种地方被拐走的。李碧芳交待，这些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从昆明的两个城郊区西山区和官渡区诱拐来的。在这两个地方的城郊结合部聚集着大量的外来打工人员，因为他们的孩子大都散布在街道和农贸市场周围，无人看管，因此就成了人贩子盯准的目标。
为了暂时区分这些被解救的孩子，公安干警为每个孩子取了名字。干警杨育慧告诉记者，因为小孩比较多，取名字主要就是以买主、卖主姓什么，他是从哪个地方被解救出来的为主。例如一个5岁男孩的买主家里姓陈，居住在望上村，所以干警就把他称做陈望上。
父母无力照看孩子两岁半孩子被“放养”
在昆明市的失踪案例当中，绝大部分是在像周家营这样的农贸市场里发生的。家住在周家营的李芬一家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市场被拐走的。
谈到孩子被抱走的情景时，李芬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夫妇从贵州到昆明来打工，在市场里卖菜，只有两岁半大的孩子像往常一样在家里睡午觉，之后到菜场来告诉父母说要到外面去买糖，但是这一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只有两三岁大的孩子会离开大人的监护单独行动，李芬认为这样的情况在打工者的孩子中间非常普遍，父母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专门照看孩子。
李芬家就在离菜市场很近的一个仓库里，户与户之间用纤维板简单地隔开，他们现在又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和从前丢失的那个哥哥一样，父母白天在周家营市场卖菜的时候，两个孩子也还是被单独留在房中。房门既不上锁，也没有成人看管，这样养育孩子的方式在李芬居住的昆明市官渡区的各个菜场周围并不是个别现象，周围的居民把它称做是“放养”，正是这种“放养”方式成为拐卖儿童集中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客观条件。
无暇照顾也无钱入托319名儿童在城郊区丢失
李芬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被拐卖的孩子当中大多数都是1-6岁这些还没有上学的孩子，恰恰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不靠父母照顾，就得专门送到幼儿园去，而当地幼儿园普遍花费都要每月400元左右，最便宜的也要180元，对于她的家庭而言，这笔费用是他们没法承受的。实际上李芬一家遇到的难题并不是个别现象，据统计，我国的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28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不能保证适龄入学、入托。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目前全国范围内针对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显示，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40.9%，还不到城市儿童入托率的一半。
据云南省刑侦总队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昆明市的失踪儿童有352人，其中仅有两名是本地常驻居民，其余全都是外来农民工的孩子。而这当中有319名儿童是在昆明西山和官渡两个城郊区丢失的。城郊结合部的农民工的孩子成为人贩子最容易得手的目标。
警方支持成立幼儿托管所专为外来人口服务
今年，在警方的支持下，昆明市设立了专为外来人口服务的幼儿托管所。昆明新迎社区的幼儿托管班建在当地一家社区的幼儿园当中，平时由幼儿园负责对托管班进行管理，孩子的休息条件和两顿饭的伙食标准与幼儿园的其他孩子相同，所不同的是托管班采取的是混班上课的办法，因此在教学内容上不做硬性的规定，入托费也比其他入园的孩子低一半，为每人每月90元。
在收费低廉的前提下，托管班可以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提供一个安全和完备的成长环境，同时也为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可能。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入托的幼儿托管班在收费上采取减免的办法，对前十名、百名的孩子提供免费入托的办法进行鼓励，目前社区的托管班已经招收了29个孩子入学。周家营的李芬一家现在已经把两个孩子都送进托管班，其中1个孩子还享受免费的待遇。
■文图供稿/经济半小时
■整理/北京青年报记者甄颖
（责任编辑:孙佳悦）
新解救28名儿童亲生父母情况尚无法查实
为了保持高压态势，今年7月20日，云南警方再次成立打拐行动组，展开跨省解救被拐儿童专项行动。这次被解救的28名儿童全部是从昆明市被拐卖到广东汕头市的，绝大多数是男孩，共有26人，女孩只有两人，其中最大的6岁，最小的1岁1个月，是从汕头潮阳、潮南、普宁带回来的。由于孩子在拐卖的过程中往往都被多次转手，大部分孩子在汕头已经待了一年多时间，因此这些孩子的出生地、年龄，以及亲生父母的情况现在都还无法查实。
28名被解救的儿童由云南警方负责移送到昆明市儿童福利院进行寄养，并由公安机关组织进行体检和验血。这些孩子的DNA血样，将与公安机关走失儿童父母DNA数据库中的样本进行配型，一旦确认登记夫妇双方DNA和孩子的样本能互相匹配，孩子就将被他们的父母认领回家。
一年组织拐卖30多名1-6岁儿童每个月拐卖4到5名
为了从广东找回这28个孩子，云南警方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辗转昆明、昭通和省外的南宁、广州、汕头等地，前后行程数万公里解救孩子。在这次行动中，警方还破获了一个特大跨省拐卖儿童的团伙。
今年5月，云南警方从陆续抓获的3名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口中得到一条相同的口供：他们从昆明诱拐到小孩之后，都是与广东汕头市贵屿镇的一个名叫李碧芳的女人联系，进行儿童买卖交易。李碧芳今年6月在汕头被云南警方抓获，办案人员敏感地意识到在李碧芳的背后，很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40多名专门负责联系买家的人贩子的下线。
在公安人员的监控下，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刘美奚约自己的一条下线曾庆龙在镇里见面。然而曾庆龙却迟迟没有在约定的地点露面，打电话不停地变换地点，最后变换到刘美奚家的住处。行动小组决定，只派一名会说当地话的民警随刘美奚进家，而其他几路警员全都留在村外的路口上埋伏。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进村的那位民警传来消息，曾庆龙仍然没有到刘美奚家去，只有曾的一名同乡进村来探听风声，已经被警方控制，干警让曾庆龙的同乡通知他到村里来见面。十几分钟之后曾庆龙在村外被干警抓获，通过对他的审讯，解救了两名儿童。
经公安部门查实，41岁的李碧芳从2003年到2004年一年中，由云南昆明至广东汕头组织拐卖了30多名1-6岁的儿童。李碧芳交待，从昆明带来的孩子像商品一样，送到李碧芳手里是7000元，而李碧芳再将他们卖出去，就可以达到1.3万元至2万元。成倍的利益使贩卖儿童链条里的上下线层层纠葛在一起。人贩子最疯狂的时候是2003年7、8月以后，每个月从昆明拐卖4到5名儿童。
被拐卖孩子都来自“城中村”打工人员子女成为目标
这些被拐卖的孩子，几乎都来自昆明的一个特殊区域———“城中村”，就是由于城市化速度加快，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聚集在一个区域，形成的都市里的村庄。在云南昆明，也有一些这样的“城中村”，这些孩子就是从这种地方被拐走的。李碧芳交待，这些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从昆明的两个城郊区西山区和官渡区诱拐来的。在这两个地方的城郊结合部聚集着大量的外来打工人员，因为他们的孩子大都散布在街道和农贸市场周围，无人看管，因此就成了人贩子盯准的目标。
为了暂时区分这些被解救的孩子，公安干警为每个孩子取了名字。干警杨育慧告诉记者，因为小孩比较多，取名字主要就是以买主、卖主姓什么，他是从哪个地方被解救出来的为主。例如一个5岁男孩的买主家里姓陈，居住在望上村，所以干警就把他称做陈望上。
父母无力照看孩子两岁半孩子被“放养”
在昆明市的失踪案例当中，绝大部分是在像周家营这样的农贸市场里发生的。家住在周家营的李芬一家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市场被拐走的。
谈到孩子被抱走的情景时，李芬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夫妇从贵州到昆明来打工，在市场里卖菜，只有两岁半大的孩子像往常一样在家里睡午觉，之后到菜场来告诉父母说要到外面去买糖，但是这一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只有两三岁大的孩子会离开大人的监护单独行动，李芬认为这样的情况在打工者的孩子中间非常普遍，父母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专门照看孩子。
李芬家就在离菜市场很近的一个仓库里，户与户之间用纤维板简单地隔开，他们现在又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和从前丢失的那个哥哥一样，父母白天在周家营市场卖菜的时候，两个孩子也还是被单独留在房中。房门既不上锁，也没有成人看管，这样养育孩子的方式在李芬居住的昆明市官渡区的各个菜场周围并不是个别现象，周围的居民把它称做是“放养”，正是这种“放养”方式成为拐卖儿童集中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客观条件。
无暇照顾也无钱入托319名儿童在城郊区丢失
李芬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被拐卖的孩子当中大多数都是1-6岁这些还没有上学的孩子，恰恰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不靠父母照顾，就得专门送到幼儿园去，而当地幼儿园普遍花费都要每月400元左右，最便宜的也要180元，对于她的家庭而言，这笔费用是他们没法承受的。实际上李芬一家遇到的难题并不是个别现象，据统计，我国的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28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不能保证适龄入学、入托。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目前全国范围内针对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显示，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40.9%，还不到城市儿童入托率的一半。
据云南省刑侦总队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昆明市的失踪儿童有352人，其中仅有两名是本地常驻居民，其余全都是外来农民工的孩子。而这当中有319名儿童是在昆明西山和官渡两个城郊区丢失的。城郊结合部的农民工的孩子成为人贩子最容易得手的目标。
警方支持成立幼儿托管所专为外来人口服务
今年，在警方的支持下，昆明市设立了专为外来人口服务的幼儿托管所。昆明新迎社区的幼儿托管班建在当地一家社区的幼儿园当中，平时由幼儿园负责对托管班进行管理，孩子的休息条件和两顿饭的伙食标准与幼儿园的其他孩子相同，所不同的是托管班采取的是混班上课的办法，因此在教学内容上不做硬性的规定，入托费也比其他入园的孩子低一半，为每人每月90元。
在收费低廉的前提下，托管班可以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提供一个安全和完备的成长环境，同时也为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可能。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入托的幼儿托管班在收费上采取减免的办法，对前十名、百名的孩子提供免费入托的办法进行鼓励，目前社区的托管班已经招收了29个孩子入学。周家营的李芬一家现在已经把两个孩子都送进托管班，其中1个孩子还享受免费的待遇。
■文图供稿/经济半小时
■整理/北京青年报记者甄颖
（责任编辑:孙佳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