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的今天，关注黑砖窑事件的“后遗症”的人越来越少，而没有答案的问题却还很多。比如，很少有人知道那些从黑窑噩梦中出来的少年的命运如何：他们收到了相应的赔偿和医治还是任其自生自灭？至于家长们，所有人都能重新拥抱自己的孩子吗？ 为了找寻一些答案，我们到了大多数拐骗事件的发生地河南，“寻子联盟”正是在这里诞生的。
在关注已冷却的时刻，那些怀疑自己孩子深陷黑砖窑之中的家长依旧在坚持寻找
在发起“寻子联盟”的六个家长中，只有袁成，河北承德的一个农民，还在继续寻找。
事件回顾
2007年5月27日，31个伤痕累累的山西洪洞县曹生村黑窑窑工得以重见天日。最初察觉到这个事的是郑州的一些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在类似的情形下神秘失踪。2007年4月这些家长相识，三名父亲和三名母亲组成了一个互助团体——“寻子联盟”。这些中年父母辗转于农村找寻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多月内，成功将百余名青年从地狱中解救出来。据央视报道，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
在这个关键时刻，寻自联盟找到了付振中，河南当地电视台一个记者，付带着隐藏摄像机跟随这些家长奔波，拍下的画面在2007年6月初的中国激起了前所未有的风暴，这一直持续了数月。2007年夏天人们见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组成小团队辗转于山西的农村寻找黑窑，而中国政府立即发起了大规模的排查，按照目前所能找到的公开数据显示，已有1340名农民工得到解救，367名残障人员获得救助，山西省18名相关的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从郑州到巩义坐火车要一个小时，在巩义一家宾馆里，我们见到了张文龙，一个结实的18岁的小伙子，他曾是曹生村一个黑窑的奴工。他的父亲张山林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农民，脸上因为日晒或是因为见到我们觉得窘迫而泛红，他是发起“寻子联盟”的六位家长之一。
张文龙的故事简单而悲惨。2007年3月，这个少年到了郑州，想在城里的小餐馆找份厨师工作，比起他原来的工作，即在巩义一家学校食堂当厨师，这能多挣些钱。一天夜里，将近一点钟，在徒劳地找了三天后，当张文龙在火车站前广场上的电话亭里睡觉时，一个上了岁数的男人走近了他，说是给他介绍一份在某食品厂的工作。相信了有这样一个好差事，这个少年跟着男人上了一辆面包车，却不知道最终的目的地会是曹生村的砖窑，在那里他会一直待到5月27日。
他就是那个被迫从滚烫的砖窑中出砖，并用黄土治疗的少年：被找到时，他已经半死不活了，在照片中，他受尽磨难的身躯躺在地上，背上带着骇人的伤痕，这让全国震惊了。少年的父亲只从砖窑所在地的公安局拿到了500元作为“路费”，现在还在等着对砖窑主及其打手的审判，他告诉我们一年的时间已经花了20多万给儿子治病，这个还不包括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而这个数额远远超过了该地区年平均收入。
虽然这个少年脚上的皮肤完全变黑了，手腕上有灼伤的痕迹，后背的下方有大片的伤痕，他的健康绝对是好转了，他说现在仅仅感到皮肤微痒，但是走路还是有点拐。然而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这个少年心灵的伤口愈合：一度被形容为快乐活泼的张文龙，现在已经对厨师工作以及任何其他的工作失去了兴趣。他待在家里拒绝和同龄孩子有任何往来，为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而自卑，现在他还经常梦见自己仍在曹生村的砖窑中。当我们告诉他砖窑主在二审中被判五年(一审是9年)，拐骗他的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时，他带着奇怪的笑容含糊地说道：“他们都应该判死刑。”
接触黑窑受害者并不容易：他们中许多人都试图用各种方式将这段悲惨经历抛诸脑后，对这段经历他们既感到愤怒又感到羞耻。一些人音讯全无，因为他们删除了自己的每个痕迹；另一些只是出发到城里找新的工作，成为百万劳动者中的无名一员，和他们构成了中国劳动市场中有着重要作用的民工潮。
我们与住在郑州郊区的一位母亲联系，想和她的儿子见面，去年夏天，她18岁的儿子成功地逃出了一个黑砖窑，但最终这个少年不愿意见我们，在我们快到的时候他出门了。不管怎样我们见到了这个孩子的妈妈张爱花，在这个家庭的暂住地见了面，他们住在郊区一个破旧的建筑物底楼昏暗的车库里，不大的房间被一幅窗帘分成了两半。
郝丁坡，这是少年的名字，他于2005年3月在郑州郊区的一个工地附近失踪，那时他15岁多一点，然后他在一个接一个的砖窑里连续待了两年半。2007年夏天他最终逃出来时，头发长到了腰，衣服上写着个编号，203。他的故事极其可怕：在砖窑里所有的奴工穿着同样的破烂制服，每个人都被给了个编号；他们每个人每天都有一万块砖的任务，完不成的就被毒打一顿，并且不能吃饭也不能睡觉，直到完成任务。有人试过逃走，结果被用棍棒暴打一顿，最后惨死，尸体还被放在厂房的地上，以告诫其他奴工。郝说他见过六个人这样死去。最终，郝丁坡和其他两个同伴利用打手们的疏忽，用叠罗汉的方式翻墙逃了出去。出来后他们不敢聚在一起，沿着不同的方向猛跑，直到分开，他们也不知道彼此的真名。
现在对于年轻的郝丁坡来说，砖窑噩梦已经结束了，他的生活回归正常了吗？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的：现在，就像以前，他在清晨起床和父母一起准备包子馒头等早点，卖给附近的居民和工地的工人，这算是个两三个小时的工作，但也仅限于此。一天中其他的时间他就在家里度过，在那个昏暗散发着霉味的房间里，他和父母一起打牌，或者用手机玩游戏。郝丁坡喜欢开摩托车，他母亲对他承诺“等家里有钱了”买一辆，但很明显，在这个愿望实现之前，他得等上好一段时间。他母亲深信儿子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这个十八岁的少年最大的愿望就是一整天坐在床上和年老的父母打牌。虽然郝丁坡在夜里还继续做噩梦，在贴在墙上的画报里的几个女明星的注视中，在床上翻来覆去说梦话：到现在没人给他提供过任何方式的心理援助。他被囚禁的那个砖窑从未被找过，他同伴们的命运没人知道。
另一个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关于寻子父母的，他们在一年前曝光了黑砖窑的存在：一年后他们的境遇如何？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孩子或者在普遍的冷漠中还有人在继续找？
如今，在2007年4月发起“寻子联盟”的六个家长中，有5个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只有袁成，河北承德的一个农民，还在继续寻找。
袁成刚过30岁，但脸上的皱纹和被太阳暴晒过的皮肤让他看起来老了十岁。他的儿子袁学宇，去年才15岁，决定放弃学业，离家到郑州郊区的一个工地和几个老乡一起打工。袁学宇在2007年3月中旬到了郑州，头两个星期每两三天他就打电话回家给父亲讲讲生活琐事，一点也没有为辛苦的生活而后悔。然后3月27日他就失踪了。工友们说他下午到工地的楼下给一个同事拿个工具，从那时起再也没了他的消息。
父亲袁成抛开了农活，立刻跑到了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同时，为了挣几个钱，他做起了儿子以前的工作，这个工作比较灵活，每次有新的线索，他就可以放下手头的活，继续找儿子。现在，儿子失踪已经超过了一年，袁成继续在儿子被拐骗的工地工作，这个农民不得已成了工人。他很少有时间回农村的家，那里他的妻子和7岁的女儿还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妻子承担起了全部的农活。
这位父亲是一个有着非凡毅力的男人。他的笑容温暖了所有注视他的人，但是他的眼神很忧伤，经常陷入沉思。以前他很少喝酒，不抽烟，而现在他一支接一支地点烟。这段时间他有了一个忠诚的同伴：一个小型数码相机，这是一个志愿者借给他的，他用这个数码相机拍下了去砖窑找儿子的经过，给一些积极分子打算拍的纪录片采集材料。
虽然他是发起寻子联盟的六名家长里唯一没找到孩子的，这并不意味着袁成在他的寻找之旅中是孤独的。在通过媒体知道了黑砖窑的事之后，有许多其他失踪孩子的父母和他团结起来：每次出发去找儿子，都有至少六七个父母陪着老袁，而他们只是冰山一角。
这些家庭分散在河南的农村，想要不引起注意就找到他们并不容易，而且他们害怕曝光。但是，多亏了老袁的帮忙，我们跟四位勇敢的家长见了面，四位绝不放弃，拒绝放弃找到自己孩子的希望的家长。
苗立松是个中年农民，有着银白色的头发，稀疏的胡子和坚硬粗糙的手。他不得不卖了老家的房子，为的是继续找四年前神秘失踪、现在已经29岁的儿子苗全，几个目击者说在砖窑里见过他儿子。如今苗立松摆了个旧书摊，妻子在旁边摆了个摊子给人算命。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从来不抬起目光，而是一直看着地板上某个不确切的地方，眼睛湿润。和他一起我们见了李玉章，一个寡言少语的农民，他坐了四个小时的公交车来给我们讲自己的故事。2005年初，他21岁的儿子在郑州打工时失踪，从那时起音讯全无。
为了和王小丽——2006年10月失踪的17岁少年陈昌的母亲——谈话，我们在河南乡间冒雨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很晚我们才到了她家，孩子的妈妈，爷爷和叔叔婶婶都来接我们。
几天前陈昌的父亲去了山东找寻孩子的踪迹，还没回来。家里很温馨，布置得很好，这个农舍有三间房：门很宽敞，客厅和父母的卧室，陈昌和他妹妹的房间都铺着木地板。在双人床的一边的小柜子上，放着一本《周公解梦》，而在门上和几面墙上都挂着带有十字和“爱”字的红色宣传画：我们从王小丽处得知一年前无奈的她和丈夫加入了基督教。原来他们也信佛教，还请好几位算命师傅给儿子算过命，其中一人说她儿子名字的字数有问题，有这种名字的人活不过18岁，王小丽花了几百元求了破解之方。信了基督教后，以前每天她和家人都要去附近的教堂祈祷，一直哭到深夜，但现在她说自己已经不信基督教了，什么都不信了。
陈昌和其他被拐孩子不同的地方是他以前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他是班级第一名，年级27名，在失踪时他正认真地准备着高考，很有希望进入名牌大学学习……
陈昌的母亲把一个小塑料袋里的东西倒在了床上：20多张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青少年的小照片。照片背后写着我们以前从没听过的一些名字。她告诉我们这些照片是寻子家长们遇到时互相交换的，好互相帮助。从这堆照片里我们抽出了五张，其中四个孩子被幸运地找到了，另一个孩子已经不在了：他的尸骨在郑州郊区的一块地上被找到了，除了一些证词，没人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在砖窑遇害。有关部门说是自杀的。剩下的照片代表着先后失踪的青少年，他们是毫无怜悯和同情之心的人贩子的受害者。
但希望还是有的。
在我们寻找失踪孩子的线索的这几天里，发生了一件足以振奋寻子父母的事：柴伟(发起“寻子联盟”的六位家长之一)的儿子找到了，身体健康。
这个聋哑孩子于2007年4月失踪，一年来都没有消息，以至于这个父亲已经放弃了希望，不再寻找。当我们告诉其他家长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时，我们看到了他们眼里的光芒，好像在巨大的迷茫中还有一丝乐观。在媒体已经不再对黑砖窑事件感兴趣，舆论已冷却的时刻，是这样的事情在家长心中激起了新的能量和新的勇气。重要的是还有那些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少数人的支持，就像博主Iam.V那样，他还在网上继续对这些人的近况进行日常更新，组织善款募集，保持对这个事仍感兴趣的人的关注。
这些父母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不感到孤单。在去年夏天的大排查之后，中国农村分散的黑砖窑大部分都关门大吉或者是蒙上了正规化的面纱，这意味着现在找孩子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黑煤矿，黑炼钢厂，其他黑工厂……对这些家长来说砖窑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种心灵状态：不管怎样，这些父母的心永远都被留在了广阔农村的某个小砖窑里。
回家的柴长青依旧是谜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 方颖 河南郑州报道
黑砖窑风暴过后一年，没有找到孩子的家长依然在路上，回家的智障少年柴长青却不知从何而归。
5月13日，在河南驻马店平舆县郭楼镇一条废旧的铁道间，失踪了13个多月的柴长青被派出所民警发现。
17岁的柴长青是个智障少年，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只会喊一个“妈”字。去年4月2日，柴长青失踪，没人知道这一年多时间，他到底流落何方，又遭受到怎样的境遇。和许多从黑砖窑中被解救的残障人一样，柴长青给不出任何的过往线索。
“长青、长青……”
5月14日凌晨2时，郭楼镇派出所门岗室外。透过玻璃窗，发起“寻子联盟”六家长之一的柴伟终于见到了寻觅已久的儿子。
在等待开门的片刻，这位父亲不停地用手拍打着玻璃，连连呼喊着“儿子”。看到父亲，柴长青一下从椅子上跃起，使劲凑近窗户。
柴长青是如何回家的？按照郭楼镇派出所副所长杨志醒的说法，5月13日18时许，杨志醒带民警巡逻路过铁道。柴长青竖躺在铁轨之间睡觉。杨志醒把柴长青喊醒后，觉得他很像几天前收到的协查通报里的失踪少年，遂将其带回派出所。
凌晨5时许，柴伟不容耽搁，连夜带着儿子回到郑州管城区的家。
回到家的柴长青，站在亲人面前，与之前判若两人：白净偏胖成了黑黑瘦瘦；走失时上身穿的小领黑色皮上衣，换成了沾有泥土的黄大褂；蓝色白条运动裤，变成了系着红腰带的“的确良”；灰白色的运动鞋不在了，脚上是露着脚丫的黑布鞋。脱下还算干净的外衣，里边“油光光”的内裤早已面目全非，但细心的母亲还是辨认出就是一年前离家时穿的那条。
20年前，柴家从河南省固始县移居到郑州。长青是在郑州出生的，有先天性轻微脑瘫，从小不会说话，但能听懂别人的话。由于有多动症，找不到接收的学校，长青并没有被送到学校去，而是妈妈和奶奶在家照看着。
长青的活动地点以家和小吃店附近为主。从家到柴伟开的小吃店，走路一趟20分钟便可。每到吃饭时间，长青就会乖乖地回家吃饭。有时候玩得忘形了，家人也很容易在附近找到他。然而去年4月2日的晚饭时间，柴家人却等了又等，找了又找，仍不见长青踪影。从郑州市区搜寻到郊区，70多岁的奶奶走坏了左腿，哭瞎了右眼。和每个寻找失踪孩子的家庭一样，柴家满城打印、张贴寻人启事，找媒体帮忙，偶尔接到一些据说能透露儿子踪迹的线索，最后都是被骗的结局。
2007年4月前后，郑州市媒体上的寻人启事一个接一个。6个寻子家庭最先走到了一起。他们失踪的孩子年龄相仿，失踪时间间隔不过20天，失踪地都是在郑州。由于柴伟是个生意人，有时间且体格健壮，自然而然跻身于寻子联盟的“领导”层。
去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开展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据官方通报，截至去年7月底，全国各地解救黑窑奴工1340人，残障人员367人。这些先天残障，或者遭奴役控制后被折磨成残障的窑奴回家之路，注定更加漫长。
被解救的残障人员中，柴伟没有等回自己的儿子。从河南到山西，再从山西转战河南。柴伟不知道应往哪个方向找，只要听说哪里有孩子回家了，就随机奔向哪里。
曾被转卖两次的黑窑奴工朱广辉，是柴伟寻子路上发现的唯一线索。2007年5月底，再次被寻子家长解救的朱广辉，说见过一个人，长得很像柴长青。朱甚至还模仿起柴长青不大灵活的右手摆放的姿态。“比我学得都像。”柴伟很肯定，那就是儿子。但是，其他窑工或包工头向警方的供述，推翻了朱广辉的指认。
现在，柴长青正在逐渐恢复之前的白净，只是手上、脚上的老茧还是厚厚一层，奶奶总说“像穿了厚袜子”。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妈妈问他这一年多都干了什么活了？长青总是先把手指放在唇边，一声“嘘”后，再到门口东张西望一番。若门口也无人，他就回屋里，弯下腰，架起胳膊，做拉车状。接下来他找来棍棒，挥舞敲打。然后就是封闭式问答。干活吃的是米饭？摇头。馒头？摇头。汤面？使劲点头。
至于儿子从何而归，柴伟还不得而知。“可能是汶川地震把孩子震出来了。”儿子回家，他已经有心开玩笑了，又能吃起了两大碗米饭。
柴伟在家陪了儿子半个月，越发怀疑儿子是在发现地附近的黑砖窑干活的。“即便不是黑砖窑，也是类似的血汗工厂。”他还想着追查儿子这一年多的下落，讨回公道。接回儿子后，柴伟再赴平舆县，希望能查找到儿子曾被奴役的地方，索要赔偿。和部分找到孩子的家长一样，他如今又走上了维权路。
最初发起寻子联盟的六家人，只剩下袁成依然走在漫无边际的寻子路上。顺着柴长青的线索，5月21日，袁成和两名家长到驻马店查访了四五十个砖窑。与之前一样，有的砖窑已从去年开始停产，有的砖窑刚刚停产，有的砖窑有些可疑。有时候，寻子家长们欲进去查看，砖窑方面坚守不让，便不可避免地起了冲突。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特约记者：方易仁 河南郑州 报道 摄影：戴凌